在日前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總書記在題為《深化伙伴關系增強發展動力》主旨演講中提出“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的重要論述，成為此次會議中的一大特色。亞太自貿區建設（FTAAP）不但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背景下深度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提升中國經貿治理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的又一重要事件。其意義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亞太自貿區建設有助于緩解國內“新常態”下的經濟下行壓力和落實好五大重點任務。當前制造業投資低位徘徊，基建投資難以持續保持高位，內需尚未完全釋放，中央制定的“去產能”和“去庫存”任務落實難度較大，因此，需要更加有效積極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緩慢艱難且出現分化，根據《世界經濟展望》的統計數據，2016年GDP增長率僅為3.2%，加之危機后一直存在的貿易保守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以及美國之前倡導的“再工業化”戰略，增加了中國維持國際市場的成本。在這樣的背景下，亞太自貿區建設在更高層級和更廣范圍內提供了吸納剩余商品和過剩產能的平臺，促進了要素在更大的空間內自由流動，這對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修復國內經濟循環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亞太自貿區建設有助于彰顯“中國自信”。亞太地區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又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了“火車頭”的作用。2013年以來我國貿易規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GDP年增速連續保持在6.5%以上，這些均反映出中國在世界經濟貿易領域扮演了主導型的角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讓中國以世界大國的姿態和良好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積極參與和主導區域經貿規則制定，有助于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彰顯“中國自信”。
三是能有效對沖TPP和TTIP等對我國的負面影響。TPP和TTIP規則是奧巴馬政府為了重塑亞太地區經濟格局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與APEC經濟體國家簽訂的一項經貿投資協定，該協定為中國設置了較高的進入壁壘和門檻成本。鑒于美國即將展開新舊政權交替，無論TPP和TTIP協定是否被新任總統特朗普認同，中國主動推進的亞太自貿區建設在促進我國與區內國家的進出口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降低TPP和TTIP規則對我國政治、經濟和外交產生的負面影響。
四是亞太自由貿易區有助于促進區內貿易便利化，為參與貿易的各國增進福祉。自2013年中國上海自貿區開始試水至今，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和布局的自貿區體系，已經將自貿區由東部沿海地區逐步拓展到中西部內陸地區，同時在自貿區管理上積累了一系列可供參考的系統化的經驗借鑒。盡管國內自貿區模擬的是“境內關外”這類經濟環境，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換和貿易發展，推動中國建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以及促進貿易便利化上與亞太自貿區建設具有同一性。比如單一窗口建設、風險管理、港口查驗、貨物通關等海關清關以及電子口岸等便利化的經驗措施均可以用于亞太自貿區建設，從而減少雙邊或多邊貿易中的摩擦力，促進更加平等的商品服務交換以及增加區內各國人民的福利。
五是為中國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中高端環節轉型提供發展契機。長期以來中國處于低端環節，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不高，獲得國際利潤較低，不利于中國貿易長期持續增長。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決定分工，市場的廣度決定了分工的細度。亞太自貿區這一廣闊的市場空間會在參與國之間形成更加細致和緊密的分工，使得區內各國家各地區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不同環節加強交流和合作，從而將產品的價值環節進行分解外包給不同國家。中國完全可以利用倡導亞太自貿區建設的先發優勢和已經積累的經濟競爭力進入價值鏈的較高端環節，從而擺脫單純依靠規模占據國際市場的粗放式路徑。
六是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具有的系統化屬性有助于改變區內經貿協定的“零散化”和“碎片化”格局，從而促進資本資源的更加高效配置。無論之前的雙邊協定還是多邊協定，在內容設置和具體規則制定上出現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疊，不同國家之間的商品服務貿易依據不同的協定，無形中增加了商品流動和交換的成本和阻力。亞太自貿區通過高規格寬領域的一體化經貿合作與發展，有助于解決存在的疊加性問題和“碎片化”的難題，具有很強的系統性、穩定性和持續性。這就為后續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目標夯實基礎。
整體上而言，亞太自貿區建設與2013年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一樣，都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在改善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維持經濟秩序中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體現了亞太地區“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同時也是中國提升話語權和國際經貿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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