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一單外賣掙幾元，北京一名專送騎手一個月因罰款被扣工資千余元。平臺對從業者的管理權力有多大？平臺通過算法尋找訂單配送的最短時間，據此不斷減少訂單配送時間，實現騎手配送的“最優效率”。而這一“最優效率”是否顯失公平？該如何規范？
近期，網約車、外賣這類新型用工平臺備受關注。4月，北京人力社保局副處長王林體驗送外賣12小時，王林竭盡全力也只完成5單送餐，賺了41元，他感慨：“太委屈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北大博士后陳龍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加入北京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他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調查，5月發布調查結論：平臺通過精準算法對復雜的勞動秩序進行管理，而在這一過程中，算法的不合理性以及缺乏人性化值得各方關注。
記者獲悉，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進多方共同協商、共同監管，努力形成由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平臺規則。
工資被扣千余元，外賣員申請法律援助
2020年1月，在某平臺馬駒橋站點工作的一名專送騎手陳某，因罰款當月工資被扣掉1100元。送一單才掙幾元，被扣了這么多錢，陳某覺得不公平。在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公益律師的幫助下，陳某決定去申請勞動仲裁。然而，在陳某跟站點透露了自己要去申請勞動仲裁之后，站長威脅如果去申請仲裁，會被平臺封殺。這讓陳某十分擔心，遲遲沒有采取行動。2020年3月至6月，陳某每月持續被扣款，到2020年6月8日，其工資被扣款將近5000元。
2020年7月10日，義聯公益律師為陳某提供了法律援助，申請了勞動仲裁。經過仲裁庭審理后，2020年12月1日，陳某收到了仲裁裁決書，裁決書確認陳某與一家物流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要求該公司于裁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支付陳某被克扣的工資4540元。
“我在這個站點干了兩年，沒看見勞動合同長什么樣，每天考慮的就是準時率、差評和接單量。跑一單收入7.5元，每月全勤是8元。如果準時率沒達到99%以上的話，每單兩角錢的獎金就沒有了。”外賣騎手小張說，平臺對超時處罰很嚴格，超一秒扣一半收入。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逆行、闖紅燈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就在所難免。
與外賣騎手遭遇不同，網約車司機也有自己的苦惱。網約車司機李先生向媒體反映，平臺強制要求司機交599元押金安裝記錄儀，這本來是為了保護司乘雙方權益，但他被乘客投訴后，平臺不聽他辯解，甚至不調取車內監控錄像，直接對他進行扣分處理。
因平臺管理存在諸多不規范行為，平臺從業者的勞動權益如何保護引起社會重視。那么，平臺通過何種方式對從業者進行管理？
被算法精準“算計”的“半分鐘”
陳龍博士在《游戲、權力分配與技術：平臺企業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賣平臺的騎手管理》一文中，講了他的送外賣體驗：之前去中國人民大學知行公寓樓送外賣，騎手只能從校園北門進去，所以系統計算送餐時間的時候，會以北門為測算依據，大概要花4分鐘時間。但后面有人發現，知行公寓旁邊有一個側門，電動車開不進去，但人下來走兩步就進去了，時間不超過半分鐘。所以很多騎手就會改變路徑，提前完成送餐任務，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跑其他訂單。可是很多人都這么做了以后，平臺也發現了，它就會給你壓縮時間，送一單的時間就由4分鐘減為半分鐘。
“你會發現技術的進步好像并沒有讓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遠趕不上甲方的需求的，當你完成了現在的任務量，永遠會有不斷涌現的新需求。它不斷地把人陷入內卷的道路當中。”陳龍說。
由4分鐘到半分鐘，算法之下，平臺不斷追求高效率。為了高效率，外賣員不得不去搶這半分鐘，隨之其面臨的職業風險就會上升。據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快遞外賣行業交通事故情況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期，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
2020年年底，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發布《新業態從業者勞動權益保護——北京地區網約配送員職業傷害調查報告》中記載，對于外賣員來講，每天10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都要接受平臺算法的管理。平臺通過“完單量”“準時率”等指標對站點和代理商進行考核，通過罰款和獎勵對代理商進行管理，而代理商則通過一系列罰則將責任轉嫁給外賣員。
在某眾包APP上，記者看到對騎手的管理規則包括“取消規則”“超時規則”“幫買幫送規則”“優選規則”“異常場景處理規則”等共計22項，每項規則分列具體的標準和規范，對騎手儀容儀表、配送操作規范、獎懲措施等有精細的要求。
平臺通過算法尋找訂單配送的最短時間，據此不斷減少訂單配送時間，實現騎手配送的“最優效率”。而這一“最優效率”是否顯失公平？該如何規范？
平臺規則如何建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表示，無論是以罰代管還是對算法的絕對依賴，一個關鍵問題就在于平臺權力過大。王天玉覺得，應該構建一個平臺內市場秩序，在政府監管下，工會、媒體、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共治。目標是規范平臺定價權，而這個定價權是廣義的，包括每單定價、配送時間、獎懲規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林嘉認為，平臺借助算法等科技手段制定規則，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尊重技術手段、科學方法等平臺特點，但對于與平臺從業者切身權益相關的內容，平臺應當采取合理、定額、定量的方式對平臺從業者進行管理。應當采取協商的方式，由平臺與從業者代表、行業協會等第三方代表共同制定規則。比如針對快遞員因為怕超時罰款違反交通規則，平臺應當給予一定的彈性配送時間，避免勞動者因疲勞、工作強度較大等原因發生交通事故、工傷等職業傷害，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權、休息權。
7月22日，人社部等部門發布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指出，直接涉及勞動者權益的制度規則和平臺算法，要充分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建議，將結果公示并告知勞動者。工會或勞動者代表提出協商要求的，企業應當積極響應，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資料。指導企業建立健全勞動者申訴機制，保障勞動者的申訴得到及時回應和客觀公正處理。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認為，不管作為用人單位還是僅僅作為合作方，平臺都不應該單方決定權利義務。在平臺規則制定過程中，平臺要保障勞動者的知情權，在充分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建議的基礎上，制定有關公平就業制度、最低工資和支付保障制度以及休息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增強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倡導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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