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研究疾病流行的歷史經驗有助于更好應對當下疫情。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世界范圍的流行病擴散同便利的交通不無關系。如果不能正視交通運輸與流行病的關系，交通管控就沒有必要的合理性基礎。如果沒有對流行病沿著交通運輸網絡傳播規律的正確把握，也就難以做到科學管控。如果不能正確把握交通管控條件下運輸保障工作的特殊性，運輸保障政策就很難落到實處。正視流行病與交通運輸的密切關系、正確認識相關傳播規律，是疫情期間研究制定交通管控和運輸保障政策的邏輯起點。
歷史看交通運輸就是流行病防控重點領域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天花、瘧疾、鼠疫、麻疹、脊髓灰質炎等多種流行病。通過交通工具、沿著交通線路蔓延是流行病的主要傳播方式之一。無論乘坐火車、長途汽車還是飛機旅行，在密閉的環境中近距離接觸，極易導致病毒在人員間傳播。
進入近代以來，人們發明了火車、輪船、飛機等運載工具，各大洲之間的聯系交往程度比農耕時代大大提高，很多流行病從區域性迅速轉變成全球性。在歐洲殖民期間，由船只帶到新大陸的天花病毒殺死了住在阿茲特克、瑪雅和印加文明區多達90%的居民。1910年10月開始，肺鼠疫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并沿著中東鐵路，經過海拉爾、齊齊哈爾、大慶，到哈爾濱、長春、奉天，再向北京迅速蔓延。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之所以能迅速地大范圍傳播，主要是因為覆蓋全球的現代交通運輸方式加快了流感病毒的傳播。艾滋病在20世紀初期就已存在，但真正步入流行病的行列是在20世紀80年代，正是由于便利的交通為病毒擴散提供了大規模的宿主群，從而加速了病毒的早期傳播和擴散。
進入新世紀，人類先后經歷了2003年的SARS、2009年的新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質炎、2014年至2015年的西非埃博拉、2015年至2016年的寨卡病毒和2019年的剛果（金）埃博拉等流行病侵襲。
兼顧防疫與保暢已有寶貴歷史經驗
人類在對交通運輸與流行病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和政策應對中，積累形成了若干重要歷史經驗。
交通運輸及其貿易往往是流行病傳播的主要路徑。從流行病學角度看，運輸被認為是一個病毒和細菌攜帶者，尤其是旅客運輸系統。從最初的步行到汽車、輪船，再到飛機、高鐵，運輸速度越快、運輸覆蓋面越廣，傳染性疾病傳播也越快。輪船在歷史上作為長距離旅客運輸工具的時間并不長久，公路、鐵路和航空運輸為人類、動物以及微生物的遷移提供了新的聯系方式和路線。航空的發展，導致了傳染性疾病的快速和廣泛傳播。航空旅行的即時性，意味著連潛伏期很短的微生物也能擴散蔓延。美國學者約翰·布朗斯坦（John Brownstein）和克拉克·弗雷費爾德（Clark Freifeld）的實證研究成果顯示了航空旅行對流感傳播的影響程度——他們分析了1996年至2005年的季節性流感數據，并將這些數據與航空旅行模式進行了比較，發現美國國內航空旅行人數可預測出美國流感的傳播速度，建立在互聯互通基礎上的城鎮化、全球化等趨勢相互疊加，進一步擴大了流行病的傳播范圍、速度。
交通管控是阻隔流行病傳播的關鍵措施。人類防治流行病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應急反應經驗。隨著對交通傳播疫情規律的認識，通過阻斷疫區的內外交通，防止疫情蔓延，逐漸成為各國流行病防治的常見策略。早期的瘟疫流行期間，船只在港口被隔離，以防止疾病傳播到沿海城市。全球化時代，一旦流行病暴發的勢頭開始，無論是避免主動地還是被動地把乘客暴露于危險之中，大多國家都會迅速關閉客運系統。雖然這樣做可能引起人們的其他擔憂，但針對高致命性和高傳染性疾病的隔離管控，無論對于控制傳染源，還是切斷傳播途徑，仍然是必要的。當然，具體的交通管控程度取決于疫情形勢，以及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貨物運輸問題是疫期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從流行病歷史不難看出，疫情期間的人員出行管控一直是交通運輸的關注重點，但是貨物運輸同樣重要。一旦流行病發生或傳播，問題馬上就會轉向貨運。中國清末東北鼠疫時，京奉鐵路的貨運也曾因客運管控而一度完全停止，盡管運輸難度驟增，但各地也并未完全斷絕糧食運輸。全球化時代，在沒有食品、燃料、電力和其他資源配送的情況下，現代經濟活動是不能持續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物資的供應都依賴連續的貨運物流，特別是疫苗的研發生產會受到物流影響。流行病期間容易形成物資囤積搶購風，市民囤積口罩等防疫物品、酒精等消毒產品以及生活物資，這加劇了物流中斷的風險。因此，流行病導致的基本供應鏈關閉和連續運輸物流中斷帶來的問題甚至會比流行病本身更嚴峻。
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運輸保障政策的啟示
人類需要認識到歷史所帶來的經驗和教訓，并從中汲取智慧以不斷調整應對策略。上述歷史經驗為我們理解和完善當下疫期的運輸保障政策提供了重要啟示。
加強對運輸保障工作重要性的預見性認識。在重大疫情時期，交通運輸網絡往往伴有傳導和放大疫情傳播的風險隱患。人們對此已有充分認識，政府在防疫政策中比較自然地采取了通行管控的政策。另一方面，防疫期間交通運輸又是生產生活物資供應的“生命線”，擔負著群眾生活和經濟運行的重任。疫情期間的運輸保障工作不能等到問題出現才重視補救，而是應在疫情發生初期就把物流供應鏈與疫情防控放在一起通盤考慮，統籌設計防疫管控政策體系，并需要持續根據具體形勢變化及時完善。要把中轉調運站等相關物流防疫保障設施同方艙醫院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來進行統籌謀劃、建設管理。快遞小哥、卡車司機、裝卸工人、遠洋船員作為物流從業人員，是疫情期間最為特殊的群體，他們應同醫護人員一樣受到重點保護，并適用特殊靈活的檢測隔離政策和關愛措施，以便物流保障工作順利、安全開展。
精準把握防疫期間貨運保障工作的特殊難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物流不暢、運輸保障難度加大，既有流行病與交通運輸之間矛盾的一般性使然，也與我們對于應急狀態下交通運行規律的認識研究不夠有關。防疫期間運輸保障的難度和復雜性，在于相關工作是在嚴格的防疫管控條件下開展的。常態下的流動性是受到鼓勵的，是低成本的。而防疫期間流動性是受到嚴格管控的，由此大大提高了運輸物流成本。特別是條塊分割管理體制與政策體系，使得交通管控與運輸保障之間難以平衡與協調，難以形成一體化的交通運輸政策。防疫期間公路交通網絡、應急運輸綠色通道和必要的群眾生產生活物資的運輸通道中斷問題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合理的防疫通行管控，更深層次原因在于跨部門、跨地區一體化協同管理的“鏈路”沒能有效打通。
貨運政策設計需要注重平衡與斂合。物流工作在防住疫情的同時還要減少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一方面，貨運物流確實是疫情跨區輸入的一大風險點，為一地的疫情防控帶來挑戰和壓力，因此必須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嚴格的防疫管控；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和經濟活動需要連續穩定的運輸物流服務，這就對貨運的相關管控政策提出了更多特殊要求，從而增大了防疫管控的總成本。因此，需要在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尋求必要的平衡。物流貨運工作人員的管控不能沿襲常規依靠隔離手段和地理邊界封鎖流動性的管控思路，而是要在封閉區域的靜態管理中創造出必要的流動閉環管理空間。疫情嚴重地區在物流園區、高速公路服務區等地設置“非接觸式”物資中轉場地，對人員實行閉環管理、互不接觸。物資中轉站點盡可能設立在較低風險區域，實行閉環管理，做到車輛嚴消毒、人員不接觸、作業不交叉。
（作者單位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綜合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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